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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日期：2004/5/19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蛻變（1945∼）1945年日本向盟軍投降，臺灣由中華民國接收。臺人慶幸脫離殖民統治，憧憬重歸祖國懷抱後的未來美景。然而，由於種種原因，竟於一年多後的1947年即爆發二二八事件，伏下官民長期敵對之禍根。1949年，國民黨領導的政府被中共擊敗，撤退來臺，進入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為維護政權的生存，國府在臺發佈戒嚴令，以恐怖手段厲行高壓統治，造成社會與國家之進一步對立，直至1987年方解嚴，史稱「白色恐怖」時期。但同時國府也發展經濟，因而有長期的高成長率，臺灣蛻變為現代化國家，被譽為「經濟奇蹟」。此外，至1980年代，國府因應國內外環境的變化，逐步和平地建立民主政治，堪稱是華人社會的「政治奇蹟」。這段歷史交織著期待與失望、挫折與成功、血淚與歡笑、辛酸與甜蜜的曲折情節，不但是臺灣是麻雀變鳳凰的故事，而且留下人類爭自由、民主成功的珍貴記錄，極具示範意義。-------------------------------------------- （一）戰後回歸中國之悲劇（1945∼1949）：二二八事件 1945年，臺灣回歸中國統治，國民政府在臺不設省，而設立一獨特的行政單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授以民政、軍政等大權。10月25日，陳氏在中山堂舉行日本投降儀式，象徵中華民國治臺之開始。陳氏就職後，宣稱要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採行獨特的治臺政策。加上他性格剛愎，作風怪異，不久即民怨沸騰。 在政治方面，他認為臺灣人已被日人奴化，因此積極推動「再中國化」政策。他無視臺人脫離殖民統治後之強烈參政願望，行政長官公署之中、上層官職幾乎全由外省人壟斷，只有教育處副處長由「半山」(臺人稱來臺之唐山人為阿山，日治時赴大陸而於 戰後返臺者為半山)之臺人出任。臺灣省參議會議長僅有諮詢權，然而，他捨眾望所歸之臺人領袖林獻堂，而堅持任用其親信之「半山」黃朝琴。等而下之的中等職位亦多由外省人擔任，本省人只能擔任中、下級公務員。因此，臺人認為行政長官是日本總督的翻版，回歸祖國只是換老闆而已。進一步，長官公署於接受後次年，即一九四六年，迫不及待地廢止報紙的日文版、禁止使用日語與日文，並以中文程度為進用公務人員的重要依據，臺灣知識份子頓時成為半文盲，而且多被排除於公務階層之外，不滿情緒油然而生。加以官員之無能、貪污以及軍人之橫行不法等劣行層出不窮，招致廣大臺人之反感與蔑視，官民對立情緒日益激化。 其次，陳儀頗醉心社會主義 (民生主義)，又誤以為日人治臺之所以政績彪炳是由於統制經濟，乃以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為口號，厲行統制經濟政策。其核心政策是建立以公營企業為骨幹的經濟體系。他設立「接收委員會」，將日人之重要產業收歸公有；並設「日產處理委員會」，接收日人私有財產。據統計，接收之日產共有860個單位，其中臺籍資本與日人資本占支配性地位者予以出售；其餘399單位則歸公營。公營企業可分國營、國省合營、省營及縣市營等四型。但售予民間之企業，多半為小規模企業，其他大規模、基本部門（上、中游）的企業均歸公營，如糖、石油、電力、鋁、肥料、機械、造船、水泥等。至於日本總督府所行之專賣制，亦繼續實施。 除了產業外，公署並成立臺灣省貿易公司以控制貿易，以及臺灣省鐵路局與公路局以控制交通。 至此，政府幾乎一手控制經濟活動的命脈，較日治戰爭時期之統制經濟又加深一層。陳儀以為由此可一舉解決經濟、社會問題，但不幸實施後，與其預期完全相反。原因是戰後臺灣物資不足，而公營事業弊端百出，加以大陸內戰正烈，不但不能協助臺灣進行復元工作，反而將部分物資運往大陸而耗於戰火中，以致供需失調，導致物價暴漲、失業嚴重。臺灣本為糧食出口地，竟然發生前所未見的米荒問題。 其他因兩岸社會發展差距所造成的生活習慣問題，亦產生某種程度的省籍對立現象，終於在1947年2月27日夜因查稽私煙事件，爆發二二八事變。而國民政府未查明真相，即以武力鎮壓與清鄉，並濫殺無辜，尤其是地方領袖，臺籍菁英喪亡殆盡，殘存者大多噤若寒蟬，視政治為畏途，或加入國民黨，成為地方樁腳。結果，一方面因臺人缺少優秀人才之領導，國府治臺之障礙清除，為日後威權體制之建立鋪平了道路，但另一方面臺人對中國之幻想破滅，埋下官民長期對立之禍根與臺灣獨立之種子，至今問題未能徹底解決。 （二）國民政府遷臺與戒嚴體制的建立（1949∼1987）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不久大陸即爆發國、共之內戰。雙方打打停停，至1949年戰局對國府轉趨不利，1月21日總統蔣中正被迫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但他仍以國民黨總裁身分幕後指揮，為防萬一，開始佈局臺灣以為抗共最後據點。為確保臺灣的安定，5月20日，臺灣開始戒嚴；5月24日立法院通過「懲治叛亂條例」；5月27日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時期法令，包括：管理書報；非經許可不准集會結社；禁止遊行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行動。 由於戰局迅速惡化，1949年8月1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辦公廳於臺北草山（今陽明山）成立。8月5日，美國發表中國問題白皮書，不再支持中華民國，國府遭逢空前危機。為強化抗共之指揮系統，8月15日，撤廢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由蔣中正愛將陳誠出長；9月1日，成立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官為彭孟緝；9月21日，成立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司令官為孫立人。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10月25日中共五個團進犯金門古寧頭，但被殲滅，其攻勢遂受遏，國府暫時獲得喘息的機會。 1949年12月8日，中華民國政府遷都臺北，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正式恢復總統職位，成為名實相符的最高領袖。此時中華民國可謂內外交迫，外有中共入侵危機，內則面對因二二八受害而不滿之臺人，蔣氏乃與其子經國，藉長期戒嚴令，逐步建立一僅次於共產國家的嚴密黨國威權體制，直至1987年7月15日才解嚴，長達38年。 此種威權體制獨具一格，不易歸類，一般稱之為「擬似列寧主義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Party-State），即接近但不等於共產模式，因其對政治、經濟之控制程度較弱；亦有稱之為「臺灣型威權主義體制」，或「戒嚴體制」。此種體制之運作背後有一族群結構因素，即相當數量的外省強勢少數統治本省弱勢多數，頗類似斯巴達體制（Spartan System）。考古希臘時，統治斯巴達的民族是外來的多利安人（Dorians），少數但強勢，以武力征服並統治當地之多數民族（Messenians），兩者人口比例約為1：12，為維持政權之安全，由多利安人控政治、軍事及土地權，並厲行高壓統治與殺一儆百之恐怖政策。國府遷臺後之情境與之頗相似。據估計，1945c∼1949年，自大陸入臺之軍民，為102萬人；其中軍人有60萬，非軍人亦以公教人員之政治性人口為主。1949年時，臺灣人口約八百萬人，本外省比例約為7：1。因此，相當數量的外省強勢少數因掌控政、軍大權，可藉恐怖政策統治本省弱勢多數。事實上，國府體制是一個經過包裝的精緻品，以斯巴達體制為本體，輔以現代政法系統、共黨式的統治工具與技巧。它有如下幾個特色。 第一、長期戒嚴、軍事色彩濃厚：臺灣自1949至1987年，實施長達38年破歷史記錄的戒嚴，設立警備總部總掌國家安全問題，重要案件均以軍法審判，言論、集會、遊行等基本人權被凍結。換言之，武力成為維護政權安定的支柱。 第二、藉「法統」壟斷政治權力：1949年中央政府遷臺後，以中華民國之法統自居，以中國大陸淪陷無法實施全國性選舉為由，凍結中央政府人事。總統可以連選連任，蔣氏父子相繼連任，形同世襲；1947年選出之中央民意代表亦永不改選，而且可以自行遞補。其他中央公職大多由外省人壟斷。尤有進者，國民黨獨攬政權，青年黨、民社黨等在野黨形同政治花瓶，亦不准組織新黨，以致黨國不分。是以臺人無法參與中央決策，視國府為外來政權，甚至稱之為「蔣家王朝」。 第三、經濟權之掌控：孫中山之民生主義本質上與社會主義相近，因此大型或重要企業均歸公營，國民黨統治臺灣即透過公營、黨營事業從事獨占性經濟活動，累積龐大黨產。民間只能依附公營企業，並做好黨政關係，以經營中、下游小企業。是以有學者名之「黨國資本主義」。 第四、思想、行為之統制：國府認定中國大陸之喪失，與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之赤化有關，乃在臺灣厲行黨化教育。「三民主義」列為高中、大學必修科與各類考試之必考科目，以統制思想。媒體及各類機關團體亦多由黨直接、間接操控。尤有進者，情治工作無孔不入，透過遍及全臺的情治人員與線民，以監聽、跟蹤、威脅等方式，全面統制人民之思想、行為。於是，臺灣社會長期籠罩在「白色恐怖」氣氛中，「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人人自危，言行均自我控制，以免遭遇不測。 國府最恐懼的兩股力量是共產黨與臺灣獨立思想，其中立即的威脅是共產黨，因此以嚴刑峻法制裁、防範。1950年6月13日，公布「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9月29日，行政院制定「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舉辦聯保連坐辦法」。1951年2月23日，總統命令各機關、學校、軍隊、工廠、民眾團體於每月上旬舉辦孫文紀念月會；9月17日，公布實施「共匪及其追隨附匪分子者之自首辦法」及「檢舉匪諜獎勵辦法」。於是，情治單位積極緝拿「匪諜」，破獲不少案件。如1950年5月13日，破獲由蔡孝乾領導之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6月18日，原臺灣行政長官陳儀依謀叛罪被槍決；11月22日，破獲中共中央政治局社會部潛臺「地下工作」組織。 臺灣獨立運動是另一威脅，但經二二八之鎮壓後，島內菁英喪亡殆盡，只能在海外活動，以日本為大本營。1948年2月28日，廖文毅與謝雪紅等臺人領袖在香港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其後廖文毅轉往日本發展臺灣獨立運動，1956年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島內亦有附和者，破獲的案件有：1961年之「蘇東啟事件」，兩百餘人被捕；1962年「廖文毅臺灣獨立事件」，郭國基、楊金虎等兩百餘人被捕；1964年之「臺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臺大教授彭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被捕判刑。 在戒嚴期間，於於情治人之濫權羅織，常常禍延無辜，全臺籠罩在肅不少異議、反對分子被處決或監禁，據估計人數在一萬五千人以上，其中五千餘人被槍決，而被冤枉、迫害的比例相當高。事實上，由於情治人員之濫權，常常禍延無辜，全臺籠罩在肅殺恐怖氣氛中，人人自危，因此被稱為「白色恐怖」。社會與國家在二二八事件本來已經造成對立，至此更加激化。長期以來，臺灣社會表面上風平浪靜，實際上暗潮洶湧，蓄勢待發。這種緊張關係甚至衍生惡性循環，即統治愈嚴酷，社會與國家之對立愈強烈；對立愈強烈，統治愈嚴酷。 然而，少數統治多數引起的族群對立問題終究還是存在，國民黨除了厲行恐怖政治外，亦採取「外省政治，本省經濟」模式，以降低摩擦。換言之，外省人牢牢控制軍政大權，而容許、鼓勵本省人致力於經濟以致富。而本省人經二二八後，菁英喪亡殆盡，殘餘者對政治視若畏途，亦死心轉向經濟發展，意外地在自由與共產兩大集團對抗的國際環境中，竟創造了經濟奇蹟。 （三）文教發展與社會變遷：留學政策 國府雖厲行專制，但相當重視教育。除了為提高國民生產技能、文化水準的目的外，欲藉此對臺人進行再中國化的民族精神教育，是以大、中學均強調中國歷史、地理及三民主義課程。無論如何，其結果是教育的蓬勃發展。在日治時期，小學義務教育已經相當普及，1968年國府進一步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並大幅擴張中、高等教育，因此教育水準不論質、量均有提升。在1950至2000年間，各級學校數目自1,504所增至8,158所，增加七倍以上。其中，小學由1,234所增至2,586所；中學由128所增至863所；學院由3所增至78所，大學由一所增至57所。畢業生總人數增加十倍以上，由12萬345人增至121萬8,495人。其中，小學生由8萬6,945人增至31萬7,581人，專科生由523人增至12萬6,916人，學士由1,013人增至10萬7,430人，碩士由1人增至2萬752人，博士增至1,413人。 由上可見，擴張最快的是中、高等教育。事實上，更有大量的學生前往先進國家留學，尤其是美國。他們取得高學歷後在國內外各行業，尤其是大學，均有優異的表現。 由於教育的普及與提高，臺灣社會自相當保守、傳統性迅速現代化，變得自由開放。一般人的人生哲學、生活方式、家庭觀念、社會思想等均有重大變化。 （四）由統制至自由經濟：經濟奇蹟 如前所述，1945年後，陳儀厲行統制經濟，引發二二八事件。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外有中共入侵威脅，內有新增之大陸百萬軍民的生計問題，可說面臨生死存亡關頭。幸而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協防臺灣，並提供軍事、經濟援助，終於化險為夷，度過難關。其後，美國透過軍、經援助與政治壓力，迫使臺灣推行自由經濟政策，而國府亦適時採取「計畫式自由經濟」，逐步放鬆管制。於是，民營企業日益活躍，成為帶動經濟進步的主力軍。 自1950年至1964年前後，國府經濟發展政策的主軸大致是由進口替代逐漸走向出口獎勵。 1950年，百萬以上的軍民突然加諸臺灣一小島上，物質供應極度緊張，通貨膨脹嚴重，貿易赤字龐大。於是在1950至1953年間，先後進行從三七五減租至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改革。其目的一者提高農業生產力，二者政府可透過肥料換穀、隨賦徵實等低估農產價值的措施，掌握大量農業資源，移轉至政府、工業部門，以供軍公教人員與支援工業發展所需。 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宣布協防臺灣，大量美援適時到來，臺灣經濟惡化情勢逐漸獲得控制，其後走向穩定發展的道路。自1951至1965年7月之15年美援期間，增平均每年獲得一億美元，約合每人每年10美元。據估計，美援中之資本援助占臺灣資本形成毛額之34%，且在外貿上，每年彌補財貨與勞務入超額約91%。在臺灣風雨飄搖之際，美援之到來堪稱是及時雨或是救命丹。更有進者，美國可藉美援影響國府經濟政策，有助於國府經濟政策之逐漸自由化與民營企業的發展。第一、美援多用於改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可提高民營企業生產力，促進其成長。第二、迫使國府放鬆對經濟的控制；第三、阻止軍事開支之過度膨脹。 由於經濟逐漸穩定，1952年起工農業生產已恢復戰前最高水準（1938)，國府乃自1954年起開始推動一系列的四年經濟計畫，經濟開始走向成長的康莊大道。 初期的發展方針是管制進口與獎勵米、糖之出口，進而推行進口替代之工業化措施。自從1950年後，國府已開始採行一些增加生產、減少進口之措施。如複式匯率制度，對進口之原料、資本財採低匯率，其它商口則採高匯率，以降低廠商之生產成本，並抑制消費；管制許多進口品，保護國內生產事業；「限制設廠」，保護特定投資者之權益，加速資本形成。可見經濟管制極其強烈，某種程度內增進了國內產業的生產能力，減少進口量。 然而，此項「進口替代政策」，固然提高國內產業的產能，但也限制了進口，且因結匯手續繁苛、匯率高估，挫傷了出口意願，有礙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事實上，國內市場狹小，成長率有走低之勢。1950年代後期，求變的呼聲普遍出現，此即「出口導向」政策之推出。 1958年4月，國府頒布「外匯及貿易管制計畫」，8月，訂美元匯率為40：1，至1963年終於達成單一匯率的目標。此堪稱為對外導向的新紀元，透過臺幣貶值的方式，消除不利出口的因素，鼓勵出口。1960年，進一步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方案」，其後又制定獎勵投資條例，包括：出口品沖退稅；出口低利貸款；新投資與增資抵減所得稅；撥用公地或徵收私有土地為工業用地。最具意義的是，一九六五年在高雄設置加工出口區，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在此類獎勵措施下，產業蓬勃發展，出口大增，出口導向工業與民營企業飛躍成長，成為帶動進步的主力，經濟亦日趨繁榮。此期經濟發展之特徵有：一、國民生產總值年增率達兩位數；二、工業生產超過農業生產而取得支配性地位；三、出口猛增，主要出口品由農業轉為工業產品；四、外資之大量投資。 此時正逢國際分工盛行期，臺灣深受其惠。國際分工體制產生的背景是先進國家之通貨膨脹與工資高漲，迫使跨國公司轉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利用其低廉工資以求取高利潤。此一分工體制自1950年代開始發展，首先出現在香港與美國、戰後初期之日本與美國間，至1960年代，臺灣亦加入此種分工體制的競爭圈。由於臺灣擁有優良、勤奮、低廉的勞力，但缺乏資本、技術，因此，引進外資來臺設廠，並將產品外銷。 1965年，美援停止，為吸引外資，設立加工出口區。來臺之資本有日、美及華僑。一般說，日、美資本集中於電器、電子、化學、機械等，除帶來技術外，亦帶動關聯工業的發展。華僑資本則多在紡織、水泥等傳統工業，它雖未引進新技術，惟因有東南亞市場，可賺取外匯，累積資本。總之，外資對臺灣的工業化與出口擴張貢獻甚大。除外資企業外，不少經營紡織、衣物、水泥、合板、塑膠之臺灣民間企業亦成功地自進口替代轉為出口行業，因而日益壯大，成為經濟成長的主力。 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值得注意的是臺、美、日之三角貿易關係，學者稱之為三環構造。1950年代的模式是臺灣對日出口農產品，進口生產資料，由美進口援助物資；1960年代,則是對美出口工業品之急速擴大；至1970年代再變為自日進口生產資料，對美出口工業品，亦即自日進口生產資料、中間產品，加工後將產品銷至美國。結果，在貿易上形成對日逆差、對美順差之局，臺灣經濟與美國、日本結為密不可分的共同體。 由於工業品出口的發達，工業比重猛升，而農業則不升反降，1980年代產值已低於百分之六，換言之，臺灣已變為工商社會了。此外，由於民營企業的壯大、順差的增加，及美國的壓力，國府經濟自由化加速進行。自1983年開始，進口管制日益放寬，1987年又取消部分進口品之國內業者加簽權，三十多年的高度管制網至此泰半去除。此外，關稅自1980年代初期逐漸調降，直至百分之五上下，因此對外國進口品的干預體系可說已大部分開放了。1987年7月，外匯管制也幾乎全面開放。其他自由化措施亦陸續推行，如公營事業民營化、金融機構開放民營等。至此，高度干預性的管制體系逐漸隱退於歷史洪流中，一個更自由開放、資源運動不受扭曲、經濟效率更高的經濟終於誕生。 總括言之，戰後國府經濟政策基本方向是由統制逐漸走向自由化，而在此過程中民營企業扮演推動經濟成長的要角，不但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而且逐步改造了臺灣的產業結構，因而由農商經濟蛻變為現代化工商經濟。 （五）反威權統治運動的展開 如前所述，國府之威權體制造成國家與社會之對立。更甚者，國府聲稱代表全中國，承繼其法統，中央政府高層官職由外省人士壟斷，中央民意代表亦不改選，民意無由表達。即使是半自治的省縣市長、議員等地方選舉，亦由國民黨透過各種手段操控，更加深人民對法統體制的厭惡。國家之長久壓制社會，必定導致反體制思想的產生，約至1970年代初期，反威權統治開始表面化、激烈化，其因與國內、國際環境之演變有關。 在國內方面，戰後臺灣在美國的支援下，經濟快速發展，中小企業興起，本省籍中產階級逐漸形成，因而有相當的財力可以從事或資助政治活動；而教育的進步，也創造了一批新知識階級，其中不少人曾留學國外，具備足夠的知識、能力，形成智識菁英，可名之為「中智階層」。至1970年代，這些知識分子已步入30、40歲之壯年期，不論質或量，均足以取代二二八時菁英的角色，向威權體制挑戰。 在國際因素方面，國府撤至臺灣後，堅持「漢、賊不兩立」外交政策，引起國家定位的危機。由於自由與共產兩集團之對抗，中華民國代表中國而維持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一向受到美國支持，不但具有國際地位，且因而取得對內統治的外在正統性、合法性。然而，中共建國後已能有效統治中國，國際社會被迫捨中華民國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案，國府的合法性遭受挑戰。1972年1月21日，尼克森訪問大陸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與總理周恩來，並於2月27日發表「上海聯合公報」，要點之一是美國認知（Acknowledge）所有中國人皆認為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1978年，美國進而決定捨棄中華民國，而於1979年1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府代表「中國」的主張動搖，以中央政府為名獨占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自然引起臺人的質疑與挑戰。新興的中智階層在封閉的國府體制中，他們不易出人頭地，於是自1971年「大學雜誌」創刊開始，投身政治活動，形成一股挑戰國府權威的力量，民主與自主運動應運而生。 面對著國內外的新局面，國府必須有所因應，此即蔣經國體制的出現。新體制的目的在於強化國府的內部正統性，其要點是國會的增補選與定期部分改選、政府公職的逐步本土化（或臺灣化）。 1972年1月10日，雷震發表「救亡圖存獻議」，建議：一、宣布成立「中華臺灣民主國」，二、蔣介石辭職總統，三、實行民主政治，四、削減軍費，五、實行法治保障人權，六、改造治安機關，七、廢止創辦新聞禁令，八、簡化行政機構，九、廢除省級制度，十、大赦政治犯。雖未正式被採納，但不久本土化政策即積極展開。 1972年5月20日，蔣介石就任第五屆總統，26日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蔣院長上任後，一舉增加臺籍內閣閣員至七名之多，除四名政務委員外，更以徐慶鐘為副院長、林金生為內政部長、高玉樹為交通部長，大幅提高臺灣官員的地位，其中高玉樹非國民黨員；6月1日，又任命謝東閔為首任臺籍臺灣省主席。蔣經國也不斷增加國民黨常務委員會臺籍委員名額，以提高臺人在黨內之地位。他並重用李煥，執行拔擢臺籍青年才俊的政策，將他們引進一向為大陸人獨占的中央黨部幹部階層與地方黨部主任階層。李氏甚至支持「大學雜誌」推動政治改革。該刊對舊體制與政策有相當強烈的批評，例如質疑反攻大陸政策，其重要成員如張俊宏、陳少廷、許信良等被吸收至中央黨部等機構，日後成為政界、言論界名人。為解決法統體制危機，1972年6月29日，廢止1969年之增補選辦法，公布「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以增加臺人代表席次。1975年4月5日，蔣中正去世，嚴家淦繼任總統，在蔣經國主導下，國府本土化政策進一步展開，企圖改革龐大腐化的官僚體系，並對言論自由作有限度的鬆綁。 然而，長期的黨國體制已經根深蒂固，改革工作談何容易，結果臺籍菁英逐漸失望而離心，甚至走上與國民黨決裂、對抗之路，成為日後黨外與民進黨之領袖。他們由言論批判進而走向實際政治抗爭運動，逐步動搖國府的威權體制。其重要事件如下。 1975年，臺人主導之「臺灣政論」創刊，它的發行人黃信介、社長康寧祥、總編輯張俊宏等，均屬不滿國府統治之臺籍菁英，此象徵本土中智階層合力向國府體制挑戰的開始。創刊後，由於突破禁忌，提出憲政大幅改革要求，廣受知識分子與民眾的歡迎，發行量高達三萬六千份，招致當局之側目。因此，發行至第五期，於1976年12月27日，以邱垂亮〈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一文，觸犯內亂及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撤銷登記。然而，火種點燃後，不可遏止，其他政論雜誌起而接棒。 長老教會是臺灣歷史最悠久、教徒最多的本土教會，本土化色彩濃厚，如使用臺語禮拜、白話字等，自主意識強烈。早在1971年12月29日，該教會為因應退出聯合國與尼克森訪北京之變局，即發表「臺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主張人民自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1975年9月28日，因應福特總統之訪問中共，該教會發表「我們的呼籲」，再提臺人自決、實施憲政主張，大膽向國府一個中國政策挑戰。1977年8月16日，為因應「美中（共）關係正常化」之未來變局，其總會通過「人權宣言」，主張「臺灣人民自決」及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此後，臺獨主張逐漸躍上檯面。1976年10月10日，臺獨分子王幸男以郵包炸彈炸傷省主席謝東閔，可見部分人士已不耐而採取恐怖手段了。同年10月10日，黃華因主張臺獨為軍法機關判十年有期徒刑。這種反體制運動逐漸由地下轉為地上，成為國府之難題。 選舉雖不能動搖國民黨之統治，卻是反對勢力可以合法運用的重要政治舞臺。1977年，舉行地方縣市長公職選舉，新生代臺籍菁英大量參選，許信良脫黨參加桃園縣長選舉。然而，11月19日開票時，中壢市發生第213投票所主任監察員涉嫌舞弊案，民眾憤而燬警車與包圍分局大樓，並與軍警對峙，引發「中壢事件」。此乃二二八事件後，群眾首次在街道上對抗國府體制，其成功增強日後黨外人士挑戰國府的勇氣。此次選舉，黨外亦大有斬獲，20名縣市長中當選2名縣長、2名市長，在77名省議員中取得21名省議，在51名臺北市議員中取得8名，這是黨外前所未有的紀錄，而且當選者均是出色的菁英，黨外勢力大幅膨脹。國府以為是一大挫敗，李煥所代表之開明派受貶抑，而王昇之保守派取而代之，導致國家、社會之對立再度尖銳化。 1978年3月21日，蔣經國當選第六任總統，繼續推動漸進式民主改革。7月20日，政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細則」，在原代表仍不改選的條件下，增加臺灣地區的名額，以擴大臺人參政權。立法委員黃信介為了結合對抗國民黨的社會力量，於10月6日，宣布組成「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進行全島性串連；並於10月31日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做為共同訴求，要求澈底實施憲政以完成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等工作，並解除戒嚴令。一時選情沸騰，全島發燒，國府亦運用各種方式進行反制。例如12月12日，臺灣大學出現民主牆與愛國牆之對峙局面，前者代表民眾的力量，後者代表國府的反制力。 由上可見，社會已逐漸累積動能，可向國家權威挑戰，而國府賴以維持穩定統治的「二二八效應」已鈍化。如果這種自上而下之漸進式的民主化進行順利的話，臺灣有可能自威權體制而和平轉變為民主國家。不幸，在1978年12月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如火如荼進行時，美國總統卡特突然宣布將於0979年1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終止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國府與臺灣社會遽受強烈衝擊而驚惶失措，蔣經國遂於12月16日，宣布中止進行中之中央民意代表增選活動，暫時冷卻社會與國家之對抗。然而，民主化的根本問題未解決，因此社會與國家處於更加緊張、不安的狀態，埋下美麗島事件的火種。（下一單元） 導言 一、早期居民 二、十五世紀後東亞商路上之要地 三、荷、西殖民統治下之躍進 四、第一個漢人政權 五、滿清征臺與首度納入中華帝國版圖 六、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近代史 七、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蛻變 八、華人民主國之首創：美麗島事件與政治奇蹟 九、國際危機與兩岸關係 十、回顧與展望  |
